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财富人生》栏目
专访环保专家董金狮

节目播出时间：2006年4月29日  晚间8：00~~9：00

导语：他是一位环保技术专家，却在做着非专业的事：“打假”。没人说他多管闲事，也无人议论他越俎代庖。十年前他辞职下海，投身被称为朝阳产业的环保产业，他多次深入造假窝点暗访调查，捣毁了许多造假厂家和售假摊位。他的存在，让制造假冒伪劣餐盒的生产厂商胆战心惊；他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明天的希望。董金狮，1989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获环境化学硕士学位，来到铁道部劳动卫生研究所工作。5年间，他积极投入铁路白色污染治理，技术攻关，发表论文，企业合作，由此，这位身材高大，才思敏捷的学者与一次性餐具结下了不解之缘。1996年辞职创办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白色污染的研究治理工作，2006年3.15被评为“最令人感动的十大维权人物”。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财富人生》，我是主持人晓飞。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他的名字叫董金狮。董先生您好，欢迎您来才《财富人生》做客。董先生，大家给您的身份呢，有人说您是学者，有人说您是“拾荒大王”，还有人说您是“打假专家”。我们怎么理解大家给您的多重身份呢？

董先生：应该说每个身份都是处于不同的阶段，是对我工作的小结吧。说我是学者，是因为我本身是1986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读研究生，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00多篇，从学术角度来讲，给了我这个称呼。也有人说我是“拾荒大王”，是因为在北京过去大量的发泡塑料餐具，由我这发起、倡导的回收的工作，减少了垃圾的产生，并处理。还有人说我是“打假专家”，是因为这几年来我们推广绿色环保产品（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假冒的产品，我们要打击这些产品，扶持正规的产品发展，所以好多人戏称我为“打假专家”。

主持人：好，那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学者、“拾荒大王”、“打假专家”董金狮先生做客到今天的《财富人生》。董先生，很多人说北京近几年来充斥在大街小巷很多角落和垃圾站点的白色污染物，一次性快餐盒几乎都看不见了，这一切都和您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吗？

董先生：应该说是好多人的努力解决了垃圾的污染问题，中间我个人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特别是96年到97年北京的回收工作还没有人管的时候，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跑政策、跑资金、跑回收治理的技术，最后跑下来一个政府的红头文件，加大了执法和回收工作的力度，所以大家看到的餐盒扔掉的比较少了，后来我们就一直做这个回收工作。

主持人：您有一句名言：“世上本无垃圾，是人类自己制造了垃圾；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悟出这个道理的？

董先生：这句话应该是从96年悟出这个道理的。为什么是从这个时候悟出来的呢？因为我从91年到96年一直在铁道部下面一个研究所工作，也是解决白色污染的。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产品的替代、抓管理，包括车上的管理和车下的管理，最后我们得出结论，重点还是在抓人。是人造成了污染，污染还是靠人去解决的。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鲁迅讲的“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活垃圾，也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污染，所以要靠人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但是您怎么把它看成是资源呢？

董先生：因为所有的废弃物，你把它放在垃圾里面它就会成为垃圾，如果把它分类的话就会变成一种资源。比如说我们喝水的杯子，把它扔在垃圾里面，它就成了废物了；如果把它分拣出来就可以做成不同的产品，如纸杯可以用来造纸啊；塑料杯可以做成塑料制品；4个餐盒就可以做一把尺子，20个餐盒就可以做一个文具盒，这样就可以把废物变成资源。

主持人：董先生，我们看了您的简历，如果从您从读大学的时候开始算起，您跟环境化学方面打交道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而且在中间也没有涉及过其他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执着了。您为什么会这么执著的追求这种事业呢？

董先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是不言而喻要逐渐加剧的。我们学这个环境化学专业，就想要解决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从源头上清洁生产这一块抓起。我个人来讲从事这个行业，一个是说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另外一个方面是我看到很多污染、浪费，有这个良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20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在这个行业做下去。很多人问我在这个行业的成功经验是什么，我说很简单，两句话：苦干加巧干，坚持持久战。一是我们要能吃苦，坚持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另外还要讲究科学的方法，用我们所学的科学的知识针对问题做科学的解决；同时来讲还要进行持久战，只有持之以恒的做下去，才会有一定的成果，才会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主持人：那么这些年您在环保事业上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董先生：应该说（成绩）在三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开发绿色包装的产品，还有我的一些专利技术也在推广应用，我们一些产品也在生活中使用。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的环保餐盒、环保塑料袋、可降解塑料袋，还有用的一些纸杯等等，都有我们的技术投入在里面。第二个方面来讲，树立人们保护资源节约资源的意识。我们做了大量的宣传，发表了很多文章，参加了很多公益活动，通过这些宣传唤起了人们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良知。第三个方面讲，我们搞回收的工作确确实实解决了劳动就业问题，像北京有2000多人从事我们的餐具回收工作，而北京捡垃圾的人有十多万，同时也解决了垃圾清运过程中的运输问题，填埋场的填埋问题，还提高了人们的环境意识。这些工作也是我们多年努力的体现。（
主持人：感觉您更像是一个推广者，积极的倡导者。董先生：对。）

主持人：我们短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想和您交流一下。

听众：董先生，听您的表述感觉您更像是一个打假者，在打假方面您都作了些什么事情，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董先生：打假实际上有多种原因。有些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打假，有些是政府的官员，政府的职能需要打假，还有一些媒体为了报道打假，我本人做的事情主要是为了行业的发展。我看到在我们环保包装的领域里，有很多的假冒产品，他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过，真正生产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的企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我眼看着这些企业设备停产，甚至倒闭，亏损少则几十万人，多则上亿。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把我的专业和知识结合起来，帮助这些合格企业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打假是逼出来的打假，我们的思想是推广好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遇到拦路虎，这个拦路虎就是假冒产品，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借助政府的力量，媒体的力量，还有企业的力量，三个力量结合起来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原来想打一两年行业就会走向正轨，没想到现在走上了漫漫的打假路，而且原来我们打的重点是一次性餐具方面。现在政府、媒体、企业找到我们，我们打的产品越来越多，像去年的保鲜膜、一次性的卫生筷、一次性的餐巾纸、用医疗垃圾制成的食品容器等。（政府、媒体、企业）找到我们，需要我们一些技术上的支持，同时也需要把打假过程中的经验和智慧结合起来，来对付假冒伪劣的制造者。

主持人：今年3.15晚会的时候您当选了中消协最令人感动的“十大”维权人物，您这么多年非常执著的从事着这一事业当中，也让大家知晓您所做的事情，那么您觉得是什么感动了大家？

董先生：我觉得感动有几点：第一，是无私的精神，我在打假过程中没有谋取个人的私利。有些企业受到打击以后拿着钱来找我们，我们不为金钱所动，是无私。第二，是无畏，我们在打假过程中遇到很多危险，甚至有拿刀子围攻我们的，把我车胎扎了的，往家里打匿名电话的，往门上贴条的等等，这些我们都遇见过。但是我们抱着无私的心态，也就无畏这个现象，通过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进行沟通交流，最后我们征服了他们，让他们按照我们的标准生产产品，按照我们要求的方向去发展。

主持人：下面看看我们的听众的问题。

上海听众：我也是一位环保主义者，平时生活当中我会尽我所能为保护环境做一些事情，但我常常会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很弱小，您怎么看呢？

董先生：是的，其实在生活中每个人的力量都很弱小，但是我想弱小并不一定无所作为。第一个方面要坚持做下去，就会有成效。第二个方面要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一个人的力量小，那么把很多人的力量联合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另外正常的渠道，包括政府的渠道、媒体的渠道要灵活的去沟通，要使用这些渠道，孤军奋战、孤家寡人是获得不了别人的理解和支持的。

主持人：就像有句话说的：众人拾柴火焰高。

董先生：对。

主持人：在保护环境这项工作中该大家一起合作，一起来努力，才能更好更广泛的推广。

董先生：对。

主持人：在董金狮主任不断的努力和各方面的支持下，北京市在97年6月1号就发布了关于废弃的一次性塑料餐盒必须回收利用的通告，明确规定凡是在北京生产一次性塑料餐盒的企业必须自己负责或委托他人负责废弃餐盒的回收利用，而且回收率必须是98年达到30%，99年达到50%，2000年是60%，以此类推，应该是不小的成绩了，但是随后不久您的名字就和打假联系在一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怎样的一个经过呢？

董先生：这个说来可能要牵扯到很多问题。我是96年离开的铁道部研究所，组建了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当时离开时候铁路沿线的白色污染基本得到解决，第一，抓车上，乘客不要乱扔；第二，抓车下，扔下去的餐饮具及时进行清理；第三，抓替代产品，用纸浆的餐具代替发泡塑料餐具，（离开的时候）这些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是从我个人志向来讲，我想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解决全国的白色污染问题。于是我离开了铁道部研究所组建了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就是想解决全国的白色污染问题。通过96年到97年一年的考察论证，跑政策、跑资金、跑企业、查阅国内外大量的关于回收方面的资料，提出了北京市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回收利用的报告，很快得到了政府各个方面的支持，所以170号文件是我跑了一年跑下来的。当时跑这个文件的时候骑坏了一辆自行车，因为当时没有钱打出租，自己也没有车。骑自行车跑了整整一年，写了很多文章，开了很多次的会议，有企业，政府，媒体的参加，对大家的进行说服和感动，（让大家认识到）只有回收才是解决白色污染的最好的途径，所以政府下了这个文件。

主持人：现在的工作开展情况还有当时那么艰难吗？
   
董先生：应该这样说，文件下来要求2000年（一次性塑料餐具）回收率达到60%，北京市回收工作97年9月2号正式开始以后，很快得到老百姓的响应，我们当时有一个口号就是：用您举手之劳，美化首都环境。当时我自己也有了车，我们自己开车去捡餐盒，为了感动老百姓。就是你扔我捡，你再扔我再捡，直到你不扔。希望老百姓不要再乱扔垃圾，把垃圾分类回收。这个回收工作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回收的量也达到了每个月几十吨，最多达到一百多吨，回收的资金也筹集到2600多万，企业拿出钱来搞这个回收利用，也唤起了老百姓很大意识。虽然说北京的回收工作做的很好了，但是全国的回收工作还没跟上，加上98年长江发大水以后白色污染泛滥，在长江上漂浮着一米多厚的塑料制品，长江沿岸多年堆积的垃圾也很多。后来朱镕基总理提出了要求白色污染不要跨世纪，国家政府也做了调整，从2001年开始禁止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推广使用环保餐具，环保餐具主要包括纸浆的、纸板的、植物纤维的、淀粉的，同时推广绿色包装，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走上了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道路。

主持人：听说您还经常带着媒体的记者深入一些造假的窝点去进行暗访，这样做会不会很危险呢，能不能给我们讲几个您遇到的危险的事件？

董先生：可以。毕竟我们不是执法部门，打击假冒产品不能马上执法，只能通过其他途径了解，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换一下身份，甚至要求用一些技巧来了解他们的情况。有时用销售者的身份，有时候用购买者的身份，有时候可能会用调查者的身份，来获取他们的一些疑点。我们在调查过程中跑了很多地方，西边到过西安、兰州，东边到过大连、沈阳，南边到过广州、深圳，还有浙江的台州、宁波一带，去的最多的就是北京附近的河北、天津。在这些地方我们遇到很多的危险，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去河北永清一个餐盒厂，当时去的时候没有给他们打招呼，到那以后他们问我是谁。我就直报姓名，董金狮。实际上他们已经知道我在这个行业里有很大的名气了。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还在生产，到了以后设备就停下来了，但是设备停下来之前，我说你们在外面等着，我一个人先进去。因为进去人多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我一个人先进车间，从车间里面拿着他们生产的产品，到经理办公室，和经理交谈过程中产生分歧。我要求他们改进，说你们需要技术我们无偿提供技术，销售过程中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你。在谈的过程中来了一个人，酒喝的醉醺醺的，来了以后脚就站在茶几上，手里揣了个东西。我当时怀疑他揣着刀具，他连说带拉要赶我们走。我们去了三个人，在当时情况下不想和当地企业正面交锋。我们就跟他们说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的希望是什么，我们希望企业健康发展。喝醉酒的那个人连说带拉就要打架，我就跟经理说，马上把这个人弄走，不弄走我就打110，我来之前给县公安局都打过招呼了，只要需要，110马上就到位。在我们的交谈和震慑下，他就把肇事者弄出去了。我们当时还怀疑他会砸我们车，因为我们车胎经常被人扎，我们还是有这些担心的。不过我们认为我们是正义的，他真要闹事的话我们会告他的。还有一次在河北文安那边，和中央电视台记者暗访医疗垃圾生产食品容器。我们在暗访过程中去了很多家，也有很多人怀疑我们的身份，毕竟我们不是真正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所以他们有些怀疑。很多企业把门就关了，很多车就把我们围起来。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问怎么办，因为围起来我们车就开不动了。我说这样，把大摄像机拿出来，把台标对准他们，我来喊话。我说不离开的话，摄像头就会拍下你们的镜头，让他们赶快撤开。在我们喊话后好多人怕摄像头摄下他们围攻我们的镜头就撤离了。还有一些危险是（有些人）冲到我办公室来的，打架的、砸东西的也有，但是最后我们都和企业很好的处理了这些关系，我不埋怨他们，可能他们对政策不了解，对标准不了解，他们需要的是服务，所以我们把他们当朋友，但是到他们的地方他们请我吃饭我从来不吃，到北京来都是我请他们吃饭，我说你们把产品改好了之后你们请我吃饭我再吃，没有改好之前我不能吃你们的饭。

主持人：其实董先生您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我们作为记者也好，作为执法人员也好，可能有一种职责做一些监督、执法的工作，那么董先生您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去做这些事情呢？面对这些场面，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让您有这种勇气让你把这件事情坚持到底？

董先生：其实我是在不同的地方用我不同的身份，在我有这么大的知名度之前一般他们不会有这么大的戒备心理，那我们了解他们产品的情况会用卖产品的身份，说我们卖原料（他们）要不要，看他们怎么生产这些产品的。有些时候我们是用购买者的身份，要看他们的生产过程，因为只有看到他们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过程才有新闻性，才有执法的依据。有时候我会以学者的身份告诉他们你们产品质量根本不过关，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到车间里去了。所以我们面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身份。现在好多企业都认识我了，一般我到企业去都会以正当的身份告诉他们：我是董金狮，我到你这来了。一般的企业，不管他是好的还是烂企业他都欢迎，他不希望出问题，因为我们打倒的企业很多了，这几年打倒了二十几家企业，倒闭了一些企业，但是这些企业都没有跟我们结怨，因为在打他之前我们都教训过他了，也帮助、优化过，所以我们现在有个口号是“帮助优秀企业，拉动边缘企业，打击顽固企业”，我们把“打假、维权、扶优”结合起来，而不是简单的为了打假而打假。打假的目的还是希望企业向正规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把他打死，打死了以后可能会造成结怨，甚至造成仇恨，所以我们也要讲究工作的方法。

主持人：今年的3.15您被中国消费者协会评为最令人感动的“十大”维权人物，当时给您颁奖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说“在董金狮身上，看不见传统知识分子的淡然和超脱，看见的却是他不向假冒伪劣妥协的顽强的战斗精神以及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霸气和锐气！”，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呢？

董先生：实际上我们在打击假冒伪劣的过程中，第一，我是以一个正义者的身份出现的，所以我不畏惧；第二，来讲我是懂这个产品的技术的，我是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就是我知道这个产品是有问题的。有的是有人举报很多次让我去查，举报是100%的准确的。所以消协给予我这些评价我很感动，在现实中，在与企业的动作过程中他们也确实感受到了我的霸气，我说这个产品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如果查处的话肯定他要担责任的，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敢跟我直接对抗，所以这样把一些企业震慑住了；另外再讲我们也在锐意进取，在合作过程中也在拉动他，帮助他，感动了他，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好多人提到了我的名字更多的是尊重我，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害怕我。他们想通过我们的帮助使企业健康发展，所以我们把一些落后的企业拉起来，也扶持了全国各地的好多企业。在打假的过程中我们是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意志，还有把媒体的，各个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简单的狭隘意义上的打假。

主持人：听众朋友，今天做客我们《财富人生》节目的是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的主任董金狮先生，董金狮先生在我们的节目中给大家讲述了精彩的故事。听听下面这位听众是怎么说的呢？

听众：董先生，在推广这些项目当中您都遇到了怎样的困难，怎样去克服，因为我也是从事环保工作的，我发现在环保工作中有些环节是薄弱的，有些人根本就不配合，遇到这种情况您怎么去克服呢？

董先生：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们也比较头疼。配合是各个方面的，比如说政府是不是配合，企业是不是配合，包括一些检验机构的配合。我们说一个企业产品质量有问题必须要有一个依据，在这个过程中，第一要和工商局、质检局配合。过去我不知道举报的程序是什么，如果贸然的说产品质量有问题，让执法部门去执法，那么执法部门就会说你凭什么说有问题，是在哪个地方，具体的信息，产品违反了哪一条标准，要求我们对标准很了解。另外讲如果举报了，产品质量没有问题，我也要承担责任。在打假的过程中知道了这些程序之后，我们要搞准这些信息，向政府举报的时候要形成文字材料；也有一些部门，尤其越到下面小的政府部门，配合的力度可能会要差一些，比如说北京市工商局的力度比较大，我们找了工商局很多次他们都很热情，拿文件要求下面分局配合，做好工作。到了分局力度就要差一点，他不希望在他们管辖范围内出问题，到了工商所（配合力度）就更差一些，有扣了货又放掉的，甚至有些通风报信的，这种情况也出现过。但是我们不会光去责怪政府而不解决问题，我们会想些别的办法，比如说这次放掉了还有下一次。今年3.15我们和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北京电视台等7家媒体，在新发地市场发现有劣质餐盒。提前我们已经了解过了，媒体先到位，把产品扣到那里以后通知执法部门过来执法，这就避免了政府部门来了以后查不到有问题产品，或者有通风报信泄漏（消息）的问题。这都是一些技巧。再比如查处黑窝点，地点很难找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卧底，需要线人提供线索，甚至有些时候要多买他的东西，必须到库房去提货，为了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我们花钱买这些烂产品，在到库房提货的过程中我们把他摁住，查处。

主持人：可以说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董先生：对，智慧和知识、勇气结合起来。

主持人：今天我们看到的董金狮先生，说您是“打假专家”也好，说您是环保专家也好，已经是很有知名度了，估计您现在到哪打假的话提到您的名字都会有一个震慑作用，最早您打假的工作从研究生毕业就开始了，当时研究生毕业后就到铁道部下属的一个研究所了。

董先生：我是89年研究生毕业，毕业后就到铁道部工作。铁道部从86年就开始实行使用一次性餐具，大量餐具扔在铁路沿线，铁路的形象就是成为了中国第二道长城，白色长城。91年开始铁道部就开始下大力气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投身到这份工作里面了。

主持人：在铁道部工作也是取得了很多方面的成绩，而您在96年选择了离职，您为什么要丢掉这个铁饭碗呢？

董先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我当时的选择就是我的专业不局限于铁路，而在铁道部工作它是局限在铁路的。我是要解决全国的白色污染问题，在这个单位就很难施展我的才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离开了铁道部组建了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视角要面向全国。但是面向全国之前必须有一个立足点，我就从北京开始着手。这种情况下（工作）重点就从北京开始抓起，现在已经抓了十来年了，还在开展这个工作。

主持人：可以说离开铁道部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事业有个更广泛的空间。据说您当时为了宣传废旧塑料餐盒回收的可行性自掏腰包，自己打印文件，搜集资料，到各个部门去游说，联合企业，这些部门和企业当时是很容易接受您的想法吗？

董先生：也不是很容易的。搞环境工作有很大难度，在这个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谁治理污染谁就是在找死，谁不治理污染谁就是在等死”，这句话听起来很矛盾。你治理的话成本就会上升，成本上升在市场竞争中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说自己找死；不治理是等死，就是说不治理政府迟早要关闭你的，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当时我就用这种精神告诉企业要解决企业产生的污染问题，也就是说“谁污染，谁治理；谁污染，谁付费”，也就是污染者付费原则，也就是说企业制造的产品用完以后对环境的污染，企业是第一责任人，因为企业是第一个从中获利的。所以我们就说服这些企业出回收的费用，支持回收工作。有些外资企业积极性就比较高，国内的企业积极性就比较差，他们认为能不拿就不拿（费用），能少拿就少拿（费用）。但是我们利用政府的力量，政府下达文件监督执行，这个过程中也把好多企业感动了。

主持人：所以当时有媒体这样描述：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曾经为了北京市白色污染的回收利用上跑政策下跑资金，经常出没在图书馆、专利局，跑了一年跑下来一个红头文件，这就是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主任总工程师董金狮。据说您收到的第一笔资助是1万元，当时您为这一万元感动的泪流满面。

董先生：是的。我在跑了一年的过程中我没有向政府要一分钱，也没有向企业讲过困难，我用自己搞技术推广的一些收入补贴到回收的工作里面去，很多企业被感动了。在一次很多企业开会的过程中，有一个台湾的老板姓谢叫谢文雄，他是被我感动了，因为开那么多次会我从来都是为企业着想，没有任何我个人的利益要求，他就提议大家能不能有多出多，有少出少，每个人自愿拿出点钱来支持董金狮的工作。他自己第一个自愿拿5000块钱，其他企业有2000的，有1000的，也有拿几百块钱的，当时企业不多，就五六家，凑齐了一万块钱。当时很出乎我意料，也很感动，泪流满面。因为我觉得这不光是钱的问题，是我获得了企业对我的信任，对我的理解，他们认为我这一年的工作也是为他们做的，不是光为了环境，也不是光为了我自己。他们也认识到了回收对企业生存的重要性，其实拿这个钱是为了他们企业将来生存的更好。

主持人：您承办的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的主要业务是什么，在一次性发泡餐具的产业链中它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董先生：在行业里都知道凯发这个名字，实际上我们是以技术咨询、服务、推广为重点，在推广过程中也帮助政府做标准的制定，产品的监测包括认证工作，还有回收政策的出台和制定。北京环保局下文件都下到我们这里来，由我们凯发来具体做这些事情。也有人问环保局下面这么多公司为什么让凯发来做这件事情呢？环保局的人就说因为董金狮他无私的做了很多工作，他能够胜任这个工作，而且企业也相信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凯发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代名词了，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每年大量接受媒体的采访，我目前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500多次，去年平面媒体采访就有120多次，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30多次采访，实际上是我们做的大量工作唤起了老百姓的良知，企业也不要贪图小利而伤害消费者的利益。

主持人：我想您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包括媒体的采访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来关注环保，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通过电波向全国的听众朋友表达一下您的心声。

董先生：首先感谢政府、媒体这么多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同时也要呼吁消费者拿起知识的武器，科学合理的使用各种产品，为了保护资源、保护环境，为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非常感谢董金狮先生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精彩的故事，我们现在倡导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在这样一个宏伟的工程当中，每一个积极投入到环保事业的，像您这样的为和谐社会奔走呐喊的使者，都值得我们来尊敬。